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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百年紅色基因,來造就百年企業

2021-3-31 10:51| 查看: 43015| 評論: 0|原作者: 文/ 孫曰瑤|來自: 營銷版三期

摘要: 究竟是什么強大的基因,才能做出如此成就?

今年,全國各界都在以各種形式來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我們企業界該如何來紀念百年黨慶呢?
建成百年老店,是企業尤其是民企老板的夢想。
孫子兵法說:“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边@句話,以毛澤東同志的說法是:“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是決定的因素!睋Q言之,“正確的政治路線”就是求之于勢的“勢”。只有在這個不可阻擋的“勢”確定之后,干部才是決定的因素。
作為企業老板,又該如何先確定自己企業的發展之勢,即“正確的政治路線”呢?
從1921年以來,一個不足百人的小黨,經過百年的發展,已擁有九千多萬黨員,并將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在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強大國家。對此,無論給出怎樣的歌頌,都是不過分的。但是,在歌頌的同時,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究竟是什么強大的基因,才能做出如此成就;并通過這個百年基因,繼續我們更加美好的新百年?
縱觀黨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使我們黨發展壯大的偉大基因就是“人民”?梢哉f,我們黨過去的百年,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百年,依靠這個紅色基因,也必將開創新的未來。那些夢想成就百年老店的企業,也完全可以將這個紅色基因,作為實現自己夢想的基石。
從這個意義上說,實在有必要建立一個“人民學”的學術體系,以聚集更多的人,來研究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

一、“為人民服務”的誕生與發展

“人民”這個詞,也是個舶來詞,在更多的語境下,只是一個普通的詞匯。而讓其成為一個政黨的核心使命與宗旨的,則是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是寫于1925年12月1日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同志開篇就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边@篇文章并不是毛澤東同志寫的第一篇文章,為什么列為《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就是因為開頭的這段話,恰恰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起點。換言之,毛澤東同志始終在思考我黨究竟為誰服務。直到后來正式提出為人民服務,與此都是一脈相承的。
為人民服務的產生與發展有一個過程:
一是為人民服務的實踐階段。即在為人民服務這個術語正式成為我黨宗旨之前,事實上我黨在實踐中,也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從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都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
二是為人民服務的術語階段。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同志在致張聞天同志的信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為人民服務”這個術語:“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
在隨后的諸多論述中,也多次使用了為人民服務這個術語,但并沒有進行專門的深入論述。 
三是為人民服務的概念階段!盀槿嗣穹⻊铡背蔀辄h的一個概念,是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了非常具體的體現。該講話的核心,是文藝應該“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去服務”的命題。毛澤東同志指出:作家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而到了1944年9月8日,在紀念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毛澤東同志進行了即席講話。這個即席講話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這說明為人民服務已經在毛澤東同志心里醞釀許久,才能借紀念張思德同志的機會,以此為核心做出即席講話。秘書根據講話記錄整理出來的文字是1.5萬字,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濃縮修改,最終完成700余字的短文,并最終定名為“為人民服務”。
在這篇劃時代的短文中,毛澤東同志將為人民服務展開為三個方面:一是為人民服務要樹立正確的生死觀,二是為人民服務要正確對待批評,三是為人民服務要搞好團結。
隨后,毛澤東同志在不同場合多次題寫“為人民服務”:1944年冬,為黨內刊物《書包簡訊》的題詞是“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1945年5月,他為八路軍120師359旅719團烈士紀念碑的題詞是“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1945年9月,他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四是為人民服務的拓展階段。從1944年9月之后,在毛澤東及其他領導同志的諸多論述中,“為人民服務”成了一個主線。 1944年10月4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印刷廠禮堂向《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工作人員發表講話中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五是為人民服務的黨性階段。在1945年4~6月召開的黨的七大報告里,毛澤東同志正式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將其作為黨的宗旨。同時,將為人民服務濃縮為“三個一”,即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
六是為人民服務的規范階段。經過黨的七大將為人民服務定為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進入了一個落地執行的規范階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關于組織名稱的規范性。1948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不同!睆拇艘院,人民以及為人民服務,就構成了我們生活與工作的規范性標準。
第二,人民范疇的規范性。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強調:“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薄霸诂F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1958年的11月26日,在陪外賓參觀應城紅旗人民公社時,周恩來總理語重心長地說:“我知道大家心情激動,我的心情更激動!人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我這個勤務員,今天能和衣食父母同桌進餐,心情怎能不激動呢!”
正因為“人民”這個概念所具有的時代性,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人民這個概念得以與時俱進,而中國共產黨則始終將人民和為人民服務作為核心使命,并以此作為糾偏的基準。
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政協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指出:“在建國后的三十年中,我國的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國工人階級的地位已經大大加強,我國農民已經是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集體農民。工農聯盟將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覺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鄧小平同志還強調:“我國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
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論述,具有極其強烈的時代性,就是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所以在他的論述里,將人民從原來的工人、農民的基礎上,將廣大知識分子定義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從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
江澤民同志在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新概念。這個論述,與毛澤東同志“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是一脈相承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出現新的社會群體,包括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老板、中外合資企業的職業管理者等。但是,他們都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從而也都屬于人民的范圍。
胡錦濤同志在論述科學發展觀時提出了“以人為本”“人民主體地位”等思想。尤其重要的是,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
胡錦濤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是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的重大任務!辈⑶覐娬{指出:“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我們黨要為之奮斗的一個重要目標明確提出來,這在我們黨歷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是第一次!
提出和諧社會的重要原因,是“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人們受各種思想觀念影響的渠道明顯增多、程度明顯加深,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
2015年10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還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提高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立場”的新高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地把“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發展為“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將為人民服務具體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充分滿足和努力實現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
在黨的七大上,黨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寫入了1945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總綱中予以明確規定。從此之后,歷屆黨代會對此都一如既往地貫徹執行。
我們堅信,以人民為中心這個紅色基因,必將隨著時代變遷,而得以時代化的表達,從而確保我黨新百年的基業常青。
因此,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歷盡苦難,卻能輝煌百年,正是因為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這個紅色基因。
在如今的現實中,很多民企老板,也非常崇敬毛澤東同志,但是,有多少人能夠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以及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百年,恰恰是找到了最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并將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如果民企真的想基業常青,建立百年老店,根本的基石還是堅持為目標顧客服務。
當然,為人民服務與市場經濟是不矛盾的。市場經濟恰恰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手段。隨著人民群眾有更多的選擇權,在公平交換的市場條件下,能夠得到人民群眾更多選擇的企業,將是質優牌美的企業,從而成為勝選者。

二、立足于本企業,解決我國新時代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

在確立了為人民服務這個紅色基因之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貫徹的呢?是從識別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主要矛盾開始的。
黨從成立以來,根據不同歷史時期,提出了各個時期的社會發展主要矛盾。正是有了對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才能凝聚人民的共識,從而為制定更具體的發展規劃、行動計劃、政策法規,提供基準。因此,不同歷史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識別,是了解人民利益以及為人民服務的綱領。
在1919~1936年的土地革命時期,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具體就是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矛盾。
在1936~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期,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民族矛盾。
在1949~1956年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
在1956~1981年,黨的八大指出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在1981~2017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主要矛盾是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在2017年以來的新時期,經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在主要矛盾確定之后,就需要各行各業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來克服這個主要矛盾。例如,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本質是供給短缺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這成為全社會的目標。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間,毛澤東同志的基本要求依然是“抓革命促生產”,“抓革命”是手段,“促生產”是目的。
不同群體的利益可能千差萬別,但概括起來就是兩個:一是物質利益,二是情感利益。隨著人民物質生活進入過剩階段,情感利益就成為制約美好生活的關鍵。這就是十九大提出新的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偉大之處。
如果說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國人民“站起來”了,鄧小平同志領導我國人民“富起來”了,習近平同志領導我國人民“強起來”了,那在即將進入的新百年,帶領我國人民“美起來”,就成為人民利益的中心表達。
在人民政府“放管服”改革過程中,中央提出的“只進一次門”“最多跑一次”以及負面清單管理等,不僅極大地降低了社會交易費用,而且帶來了美好的服務體驗。這都屬于美好生活的具體實踐。
在企業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人民群體,包括股東、職業經理、普通工人等。西方經濟學基本觀點認為,企業經營的目的是股東利益最大化。這在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中國,顯然不可能,因為需要在股東、職業經理、普通工人之間進行利益協調。這個協調就需要法律為標準。
除了以人民群眾的美好體驗來開展政府“放管服”實踐之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生態文明思想,不僅僅是為了讓全體中國人民生活在青山綠水這樣美好的環境里,還是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隨著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氣候尤其是碳排放問題,將成為西方阻攔我國發展的重要工具。
為此,我國的眾多企業,決不能置之度外,被動等待,而需要主動進行綠色發展轉型。否則,因環保無法達標而被關停,責任就在自己。

三、通過營銷美好,來服務于細分的人民群體
    
每個企業尤其是民企,其資源是極其有限的。如何貫徹為人民服務呢?辦法就是通過細化人民群體,來選定自己的目標群體,在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指導下,以營銷美好為核心,持久地改進自己的產品與服務。通過自己的企業,來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貢獻力量。
人民,既是一個抽象的術語,也是一個由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組成的真實整體。為了更好地為鮮活的人民服務,在實踐上,就需要清楚地看到人民構成的多元性。通過多元性的劃分,來識別同屬于人民整體中不同群體的利益,從而更精準地為人民服務。
人民構成的多元性,具體表現為有不同的劃分標準,而這個劃分標準,需要盡可能科學。比如:
按照性別標準,可以劃分為女性、男性、變性。我國雖然已有婦女兒童保護法,但如何保護變性、同性戀等少數群體,也值得關注。否則,就為國外有關NGO提供了機會。在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女生明顯遇到了性別歧視,如何通過立法來切實保護女生就業,也值得立法關注。
按照年齡狀態標準,可以劃分為未成年人群體、成年人群體。
按照勞動狀態標準,可以劃分為實習群體、在崗群體、退休群體、失業群體。
按照勞動分工標準,可以劃分為工人群體、農民群體、醫護人員群體、教師群體、學生群體、軍人群體等。
按照民族標準,我國居民劃分為56個民族。
按照收入狀態標準,可劃分為富裕群體、小康群體、貧困群體。
按照產業演進標準,可以劃分出新媒體從業者、直播從業者、電商從業者、快遞從業者等。
劃分標準越多越細化,人民這個抽象的術語,也就越來越具體,由此可以展現人民構成的多元性。通過不同的劃分標準,將一個整體的人民,細分出不同的群體,這就構成了諸多企業的任務。
按照不同的標準,將人民劃分為不同的群體,目的不是為了將人民分出三六九等,而是為了提供越來越精確的服務。
比如,面對疫情推出的健康碼等電子手段,就影響到了沒有智能手機或者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這些老年人在乘坐公交車、進入公園和商場時遇到了困難。發現此問題后,政府有關部門迅速出臺了適合這類老年人群體的驗證方法。這就是服務的精確性。
對于企業經營而言,也需要按照不同的細分標準,將消費者或用戶進行群體細分,從中識別出自己的目標顧客。其實,企業經營的實踐中,出現最大的問題是有顧客(因為有銷量),但缺乏明確的目標顧客,這就是長期短缺思維的影響。
在企業內部,也存在著股東、職業經理、普通工人等群體,這些不同的群體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訴求。只有兼顧各方利益,才能實現和諧,從而降低沖突成本。
從現有的百年老店來看,都切實持久地貫徹了為人民服務這個紅色基因。這個紅色基因不分時間、不分國別。
專注于通過中藥來治病救人的同仁堂,已有300多年歷史,其能持久的根源,是其堅持了自己的堂訓:“求珍品,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講堂譽,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
而在德國漢堡市區的西部,坐落著奧托集團總部。這家德國著名家族企業是世界郵購業泰斗,在全世界20個國家擁有123個企業,年營業額超114億歐元。2011年3月就任奧托中國總裁的鄒果慶正在這里熟悉新公司的商業理念和運作方式。
短短3個月的工作就有一件事令他震撼。有人問公司創始人奧托先生:你的公司做得那么大,又很賺錢,為什么不上市呢?奧托回答:我不愿意我的員工為利潤打工!斑@句話的內涵非常深刻!编u果慶說,“他是希望員工能為消費者帶來更大的利益。因為這個公司把員工和客戶都放在第一位,所以它能夠長久!
強大,不一定長久;但能夠長久的,就一定能強大。而唯一能夠長久的,就是美好。原因很簡單,我們不知道未來的消費者需要什么樣的產品,但我們知道未來的消費者一定渴望美好!

四、運用對立統一,通過原始創新實現百年基業

毛澤東同志告誡我們: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實踐中,如何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呢?對此,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給出了基本準則:
在政治上,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
在軍事上,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
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真正地把對立統一規律靈活運用到了革命實踐中。
對立統一在企業經營中,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對于那些希望通過原始創新,避開與現有強大在位者企業進行消耗戰的企業。
在市場日益全球化的過程中,每個商品市場都充斥著眾多的在位者。而且幾乎在每個商品領域,如汽車、服裝、影視、電子、飲料、快餐、機械、服務等,在位者都已形成了強大的品類代言或象征(即品牌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后來者應該采取什么策略才能取得彎道超車的后發優勢呢?
我們認為采取模仿和跟隨的策略將很難取得成功,因為根據品牌經濟學原理,若在位者的品類是A,并且目標消費者對該品類的選擇成本Cc(A)=0,即目標消費者對品類A已經形成了品牌認知,則后來者無論怎么模仿也無法取代品類A。因此,通過模仿來趕超,后來者即使在質量上可能更好,但在目標消費者心里,品類A仍然是首選。這種現象我們稱其為品牌壁壘。例如,盡管國內電飯鍋質量和煮飯效果也非常好,但前些年到日本旅游的國內游客,仍在日本購買日本產的電飯鍋。
面對在位者的品牌壁壘,我們認為應采取與在位者相對立的品類創新策略。為此需要首先證明存在品類A,一定存在品類-A。下面采取反證法來對此進行證明,即如果在位者存在品類A,只有采取品類-A時,才能突破在位者的品牌壁壘,則存在品類-A。在實踐中,如何實現品類-A就成為技術問題,從而為技術的原始創新提供了正確方向。
設商品為G,在位者占據品類為A。設后來者的品類為B,B與A的相似系數為α,則B=αA,相似系數α可以以消費者為對象,通過實驗測試獲得,且α∈[1,-1]。
當α=1時,表示B=αA=A,即后來者采取與在位者完全一樣的品類,即品類模仿。
當α=-1時,表示B=αA=-A,即后來者采取與在位者完全相反的品類,即品類對立。
對商品G而言,在在位者已有品類A的條件下,定義品牌壁壘Bb(A)=A,當后來者品類B出現時,由于品類A已經存在,故當后來者推出品類B時,消費者將在兩者之間進行比較。
則定義品牌壁壘系數Bb(B→A)= Bb(A)+ Bb(B)=A+B=αA+A=(1+α)A。
若Bb(B→A)=0,表示后來者品類B突破了在位者品類A的品牌壁壘,意味著后來者能夠開辟出與在位者所在品類A不構成直接競爭的新的需求;反之,若Bb(B→A)>0,則表示后來者品類B沒有突破在位者品類A的品牌壁壘,后來者將受到在位者的強大壓力。
則當且僅當α=-1時,Bb(B→A)=(1+α)A=0。表明當后來者品類B與在位者品類A完全對立時,后來者才能突破在位者的品牌壁壘。
換言之,對商品G而言,存在一個品類A,也就一定存在一個與此對立的且能夠突破品類A構成的品牌壁壘的品類-A。因此,如果在位者已經通過品類A在消費者心里形成了品牌壁壘,則后來者只有采取與品類A對立或相反的品類創新-A,才能繞過品類A形成的品牌壁壘。
每個品類都代表一個潛在的選擇成本Cc=0的需求,因此,對后來者而言,避免直接競爭的最優策略就是采取與在位者所在品類A相反的品類-A。
假設在位者企業的產品品類是A,其品牌信用度是Bac,則后來者的策略有兩個,要么是跟隨,也提供品類A的產品;要么是對立,即提供品類是“-A”的產品。
假設后來者企業提供的產品品類是b,其品牌信用度是Bbc,則選擇產品b的實際消費者數量Qb=
QPf(Bac,Bbc)=QP[Bbc/ (Bac+Bbc)]=Qp{[Bac(1-α)]/[Bac +Bac(1-α)]},Qp是在價格為P時的消費者總數,α為相似系數,α∈[1,-1]:
若α=1表示后來者的產品品類與在位者產品的品類是一致的,也即跟隨。此時,Qb=0,也即若后來者推出的產品與在位者推出的產品品類是一致的,則無人選擇產品B;
若α=-1,則表示后來者的產品品類與在位者產品的品類是完全對立的,則Qb=0.67Qp。換言之,如果后來者采取與在位者供給的品類A相反的品類“-A”,則可以獲得價格在P時潛在消費者數量三分之二的份額。若考慮到購買A的顧客也可以購買-A的非替代性,則后來者的最大市場是在位者的1.66倍。
例如,在轎車行業,美國生產大排量轎車,日本生產經濟型小排量轎車;在電視行業,美國生產落地式,日本生產便攜式;在CT機行業,美國生產多功能,日本生產單功能;在摩托車行業,美國哈雷是大排量休閑運動,日本本田是小排量交通工具;在手表行業,瑞士生產機械表,日本生產石英表。其他行業也多是如此。
日本企業其實并沒有打敗美國或歐洲企業,美國的汽車、摩托車、瑞士的機械表等照樣存在,而且發展得還很好。因為日本企業開辟的是歐美現有強大在位者所忽視的新品類,這些新品類是歐美廠商內部體系所不兼容的。換言之,任何企業的品類體系都是不完備的,后來企業只有找到與強大在位者現有品類所不兼容的新品類,才能避開直接的價格競爭,實現和平崛起。
試想,如果日本生產的汽車、電視、照相機、手表、摩托等,與歐美廠商生產的是一樣的,結果只能打價格戰,也一定會引起經濟摩擦,進而升級為政治摩擦。同時,歐美占領世界各地的食品品牌、服裝品牌,一直是日本沒有進入的市場,從而減少了經濟沖突和政治沖突的可能,因為食品和服裝行業的影響更為廣泛。
作者: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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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堯     責任校對: 徐昊晨     二審:張呈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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